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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出版序（杜繼平）

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爆發危機以後，十二年來，非但沒有脫出經濟持續衰退的困境，反而愈陷愈深，舉世政治經濟的動蕩不安有增無已，氣候變化的劫難日益嚴重，生態環境不斷惡化造成土地、空氣、水的大範圍污染對人類生存的威脅更為巨大，與此相聯繫的是新型病毒層出不窮，不僅肆虐荼毒人類、牲畜，還使本已衰弱不振的經濟雪上加霜，更為危殆，凡此種種都已彰明顯著地擺在當今世人面前。可以毫不過甚其辭地說，人類再不擺脫資本主義改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只有死路一條。

但是，二十世紀追求人類解放的社會主義革命未竟全功，留下不少疑難問題有待解決；蘇聯先是在赫魯曉夫上台後變質為修正主義，至1991年，如毛澤東所預料的，全面垮台崩潰；中共則自鄧小平上台後，背棄社會主義，大搞資本主義，也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成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成果，在中共走資派當權下，被摧毀殆盡，億萬工農勞動人民「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飽受官僚、資本的殘酷壓迫、剝削。面對這樣的大變局，右派額手稱慶，雀躍歡呼，幼稚地誤以為資本主義已大獲全勝，人類別無選擇，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是唯一的出路；全世界許多左派或灰心喪志，流於虛無；或倒退右轉，充當資產階級的奴僕，成了反共份子；或淪為無政府主義者，從事無望的抗爭。因此，要重新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正視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經驗，認真、徹底地總結社會主義實踐的得與失，實事求是地鑒別出成功與失敗之處，有理有據地反駁各式各樣關於社會主義的奇談怪論；而在馬克思主義者的陣營中，也必須展開開誠布公的深入討論，力求釐清問題，化解分歧，或最少將不必要的誤解降到最低，從而在實際的鬥爭中，逐步形成越來越強大的力量與更加緊密的團結。

社會主義革命要面對的既有數千年私有制所積澱的舊思想、舊道德、舊習慣、舊文化的頑固傳統，又有五百年來資本主義發展所形成的資產階級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力量，本非易舉；在人類歷史中，一個新時代、新制度的開創、變革，絕非一蹴可及，一帆風順的，總會遭到舊勢力的抵抗與反覆的反撲，力圖復辟，法國大革命後的資產階級革命歷史，就證明了這一點。社會主義革命要求解放全人類的目標要比資產階級宏大得多，遭遇的困難當然也艱鉅得多。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中，總結了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定律說：「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

　　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俄國人民的革命曾經是依照了這條定律，中國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這條定律。」

1960年代，中蘇論戰時，中共中央於1963年6月14日發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答覆蘇共中央的來信，其中有段話說：「歷史證明，革命沒有不通過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沒有不遭受某些犧牲而能夠取得勝利的。．．．如果誰認為只有革命一帆風順，事先得到不會遭受犧牲和失敗的保票，才可以進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

所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既不會為一時的勝利沖昏了腦袋，也不會被一次，甚至多次的失敗所嚇倒；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失敗與錯誤都不足懼，正如恩格斯所說：「（無產階級）要獲取明確的（革命）理論認識，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學習，“吃一塹，長一智”。」明代大儒王陽明也說：「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關鍵在於要能夠善於不斷總結實踐經驗，屢仆屢起，終底於成。但要作好總結經驗的工作，首先必須掌握好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而不是用形而上學的抽象思維方法，不顧客觀發展、變化的現實，直接套用既有的馬列理論；也不能僅依自以為道德、正義的立場，詛咒資本主義，主觀巴望資本主義的崩潰，而是必須深入研究客觀現實，掌握資本運動規律的必然性，再加以自覺地運用，充份、有效地發揮人的主體能動性。。

恩格斯晚年針對馬克思主義盛行後，大量誤解、濫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現象，再三提醒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公式，他說：「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一九四一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也根據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指出，想取得引導革命行動的正確理論，「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關於當前的世界形勢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現實可能性，2019年5月25日，我接受香港《懷火》網站訪問，談大陸佳士工人運動的鬥爭，在題為〈革命的道路是艱難曲折的〉訪問稿中，曾有些簡要的分析，現轉錄部份內容如下：

「從客觀現實來看，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形勢是有利於左翼革命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無法脫出泥淖，從歐洲到亞、非、拉丁美洲的政治動盪層出不窮，此起彼落，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基礎都在晃動不已。

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如同組成它的每個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不平等的層級結構，由少數幾個依據實力爭逐霸主地位的強權支配；在經歷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的政治、經濟秩序現正處在一個劇烈的重構過程之中，最顯著的變化是：美國霸權的衰落與中國大陸的崛起。這個變化有很可笑、深具諷刺意味的一面：資本主義的霸主美國現在違背自由貿易這條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基本教義，大搞貿易保護主義；而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中共走資派則成了自由貿易論最忠實的信徒，習近平近幾年在重要的世界經濟論壇上頻頻大聲疾呼資本全球化，取代美國成了鼓吹貿易自由化的旗手。

這次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重構的特點是：美國總統川普為挽回日趨衰頹的美國霸權，採取極度自利的經貿、軍事政策，不再打腫臉充胖子，提供歐、日廉價的軍事保護，同時也對歐、日施壓，要求減少貿易逆差，導致世界體系中原本以美國為首、緊密結合的美歐日統治集團出現裂痕；於是，歐、日與中國大陸一起反對川普的貿易保護政策；但美歐日也共同與新崛起的中國大陸有矛盾，都想削弱大陸資本對外擴張的力道，也都想打破仍被大陸國家壟斷資本封鎖的基本工業、金融、通訊、傳媒等重要的經濟部門，而聯手對中共走資派施壓。大陸走資後，也就不能不依循資本必須不斷擴張的邏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對外擴張（現在主要是通過「一帶一路」的方式），這就會損及美歐日的資本主義大國的利益。於是幾股支配世界體系的勢力，為了重新分割世界市場，各憑經濟、政治、軍事的綜合實力，激烈爭奪，構成多重的矛盾鬥爭關係，因而世界出現了高度不穩定的混亂狀態。」；「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美國要極力打擊對它最具威脅的中國大陸，以維護它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霸權，於是從經濟、軍事上圍堵大陸（包括挑動台灣與大陸對抗），阻擋大陸爭逐霸權。．．．隨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危機不斷加深，國際經濟、政治的矛盾、衝突日益擴大，世局的動盪有增無已，這些變化遠非中共走資派所能掌控；大陸的經濟惡化、資本外移、失業率上升是必然的趨勢。」

金寶瑜這本書的主旨在總結1949年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以促進中國社會主義的再革命。中國大陸是當今世界最具社會主義革命潛能的地區，也是重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最重要的關鍵所在。中國大陸的革命潛能在於它有舉世所無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豐富遺產，更重要的是，由於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偉大貢獻深植大陸人心，毛澤東的形象與思想已在大多數人民中樹立了無可動搖的崇高地位；中共黨內外的右派曾聯手合作，想效前蘇聯的赫魯曉夫鞭屍斯大林、走向修正主義之所為，處心積慮，極盡所能地造謠誣蔑毛澤東，妄圖徹底摧毀毛澤東形象及其思想，為快速、全面地大搞資本主義開闢康莊大道，但終未能得逞。2011年6月，我在答覆一位參加過朝鮮戰爭的老戰士易衍文先生的來稿時，曾說：「也不用怕會天下大亂，中國與蘇聯東歐的情況有根本的不同，那就是毛澤東思想這個主心骨依然堅不可摧，而且隨著社會矛盾的加深，威望越來越高，凝聚人心的作用越來越大，只要善加清理歷史問題，因應新的客觀形勢與條件，重樹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便不致出現潰散局面。」這個看法，隨著這些年大陸許多民眾主動把毛澤東的生日定為「人民節」，年年舉辦集會慶祝紀念而更加確信，尤其最近經新冠病毒的肆虐荼毒，大陸青年認同社會主義者大量增加，益發令人欣喜。以中國的人口之眾、幅員之廣及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的重要地位，如果重建了社會主義，無疑會像1949年那樣再度震撼世界，鼓舞全世界的左派力量，喚起各國久受壓迫剝削的廣大勞動人民熱烈響應，成為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最強大的推動力。毛澤東在生時常說，中國身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對世界人類應盡更大的責任，作更大的貢獻。中國果能重建社會主義，帶動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革命，挽人類於危亡之際，既能自救，也為人類作出最大的貢獻，比起中共走資派出於狹隘民族主義，高唱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才是中國人最責無旁貸、也最光榮的偉業。

金寶瑜這本書總結了她數十年來積極參與左翼運動的經驗與深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歷史的心得，廣泛運用了客觀證據，對中國與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深重危機，提出了材料豐富、見解深刻的分析；她對中共走資派何以能奪權成功與兩條路線鬥爭的解釋或不無可商榷之處，但如她在本書自序中所言：「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將我所了解的中國解放後實行社會主義的歷史寫出來，以便供大家批評、討論和補充。」她並沒有視自己的觀點為定論，而是本諸一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提出認識、反思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有用材料與見解，供各方人士參考，為重建社會主義貢獻一己之力。我們期望本書的出版能引發嚴肅、認真的批評，乃至論辯，從而有益於尋求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好方案，那麼金寶瑜以年逾八旬的高齡，仍費數月之久，勉力完成這本著作的苦心，就沒有白費了。

2020年6月16日於新北市新店


《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自序（金寶瑜）

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到了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的今天，我們都看到美國這個大帝國內外都面臨著各種嚴重的危機，因此，在客觀情勢上，現在應該是美國左派挑戰資本主義體制和改變這個社會的一個很好的機會。如果美國左派能夠起來反對美國政府在與壟斷資本結合下對人民的各種欺壓和剝削，將會對全世界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產生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是很不幸，雖然美國左派在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他們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與資本頑強地鬥爭，對改變勞工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作出很大的貢獻，包括廢除童工、減少每天的勞動時間、改善工廠裡的工作環境、提高工資和福利等等，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左派成功地組織了工會。在與資本不斷地抗爭中，犧牲了生命，在美國勞工史裡有數不清的英雄。

但是自從二戰之後，美國的左派發生很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很多，重要原因之一，是左派之前成功地組織工人應該歸功於勞動階級有它自己的政黨，美國共產黨成立於1919年，是由一些仰慕蘇聯共產革命的人組成的，美國共產黨在組織工人上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它缺少自主性，一切都是跟著蘇共走，因此不能團結到更多的左派。到了蘇聯共產黨走向修正主義時，它就完全迷失了方向。之後，五十年代在美國瘋狂反共下，右派進一步奪取了工會的領導權。美國的工會轉變了方向，成為只為工人爭取經濟利益的組織，在政治上則完全依賴資產階級的政黨，工會用工人的選票換取民主黨對工會的支持。

在新自由主義下，隨著美國的工業一步步的外移，居住在美國老工業城市的人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在這樣的困境下，左派反對的力量變得非常被動，並且十分的無力。這裡我舉出一些具體的事件來，從左派對這些事件的反應和所採取的行動，我們可以對美國左派的力量作一個評估。雖然這樣的敘述將會把問題扯遠了，但是我認為會有助於認識美國的真實，然後再回去看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我在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城住了30多年，我的工作就是在這個城的一所大學教書。底特律裡所有的事都離不開資本與勞工之間的矛盾，二十世紀初，底特律城的居民大部份是來自歐洲各國移民，上世紀二十年代有大批南部的黑人北上，加入工人的隊伍。二次大戰時，底特律的汽車廠積極地投入了軍事用品的生產，它們從製造汽車轉為生產坦克、軍用卡車、飛機等。大戰時生產大量增加，雇用的工人也大量增加，因為很多男的被徵去打仗，所以女性開始在生產線上生產。二次大戰結束了三十年代的經濟大恐慌，戰後五十年代是美國經濟最繁榮的日子，底特律汽車生產達到頂峰，人口達到一百八十五萬 (今天人口下降了一半，只剩下九十萬人)。這時新的公路的建設便利了新的工廠和住家從底特律城裡搬去郊區，郊區的興建也是戰後美國經濟進入極盛的原因之一，大量的投資投向郊區新建的工廠、住家、學校、商場、大型購物中心等等，從投資和消費的增加提高了GDP和就業。二戰後，汽車的生產和底特律的居民逐漸移向底特律的郊區，移居到郊區的人大部份是白人，這些白人的工作集中在工程師、醫生、教師、律師和大公司的管理階層，他們多屬於小資產階級，留在市區的多半是勞工階級，因為種族歧視，很多黑人都無法搬去郊區。底特律城和郊區的居民之間黑白分明，不同的階級階級分明。底特律和郊區在行政上屬於不同的城市，各有自己財政的稅收和開支，各自有自己的學校。學校的開支來自房地產稅的收入，郊區的學校有各種課外活動（球隊、音樂、美術等等），底特律的學校連教科書都買不起。

郊區的繁榮的另一面就是底特律城的蕭條和人口逐漸下降。之後，汽車生產更進一步從底特律的郊區搬到美國南部工會力量比較弱的一些州去生產。七十年代後半我搬去時，底特律的城裡已經很蕭條，市政府的財政困難，入不敷出，因此，必須大幅削減各種開支，其中包括公共教育的開支，在貧窮住宅區為了節省開支，連讀書館都被關閉；另一方面，將一些公共設施，像水、交通和收垃圾費等加價。除此之外，底特律市政府更增徵城裡居民的房屋稅。到了八十年代時，更多的汽車生產從美國南部移到墨西哥，底特律失業的居民再度增加，城市的情況更進一步衰退。

1980年左右，正是汽車工廠搬離美國時，通用汽車（GM）突然宣佈要在底特律城裡建一個新的汽車工廠，消息傳來底特律市政府和居民都非常驚喜。通用汽車要底特律城給它一塊建廠的地。底特律城裡有許多的空地，但是通用汽車則堅持要一塊住滿居民的土地。這塊地是早年波蘭移民的住宅區，也有不少後來從南部移民過來的黑人，這個叫波蘭城（Pole Town）的小區有1500住家，144家小生意，和16所教堂。底特律這樣的有人有生意的小區已經不多。但是底特律的市政府還是把它讓給GM。市政府借用一條法律（Eminent Domain，這條法律規定如果因為需要，政府有權強迫居民遷移，但是這裡的需要是指用地建學校或是道路，而不是為私人牟利公司要用地。）為了GM建廠市政府趕走了這裡的居民和小生意，拆毀了教堂，然後把廠地清掃乾淨，交給GM。而且所有的花費都由底特律市政府負擔，在與GM的協議裡，市政府還在GM開始生產後減免它應付的所得稅。在達成協議的過程中，底特律和美國其它地方的左派認為這樣專橫無理的做法對居民太不公平，於是聯合起來反對，在整個拆遷的過程中進行干擾，當推土機已經開到教堂門口時，天主教神父還帶領著信徒們在教堂裡祈禱。這是我搬到底特律後（我住在郊區）看到左派起來反抗的第一次。

GM獲勝後在波蘭城蓋了一個新汽車工廠。三十幾年後，2018年底GM宣布它將關閉美國的三家工廠，其中一個就是底特律波蘭城工廠。GM同時宣布要關閉加拿大的一家工廠，GM一步步將汽車生產撤出美國和加拿大。1980 年GM毀掉了一個熙熙攘攘很有人氣的社區，今天工廠關閉後留下一大片死寂的空間，底特律又多了一個被遺棄的工廠。回頭來看，1980年反對GM在波蘭城建廠是對的，但是也是完全沒有用的，你要反對，讓你去反，我要建廠，照樣建，按照資本的規律，建建關關是合理的，不用的工廠留在那邊不去處理也是合理的。三十年後我們看到這一次左派正義的反對完全失敗。

底特律已經有太多被遺棄的工廠，不用調查，也不用統計，我保證底特律被遺棄的工廠，以平方公里來算，一定是世界第一。所有的汽車公司每次建新廠就把舊廠廢了，但是因為拆毀工廠太花錢，所以就留在那邊不去作任何處理。我還住在底特律時，每次有朋友來看我，我都帶他們在城裡走一圈來參觀這些被遺棄的工廠。我教書的時候，跟兩個同事，每隔一個學期合教一門底特律的課，我教經濟，另外一位老師教勞工史，第三位老師教底特律的詩詞，詩詞中很多都是工人自己寫的形容做工時的情形。每次這門課結束前我們都帶學生去底特律城參觀，很多參觀點都是工廠的“遺址”。底特律被遺棄的工廠已經相當的有名。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網上看看這些被遺棄的工廠。（https://jalopnik.com/the-ruins-of-detroit-industry-five-former-factories-5110995)

底特律有一個很有名的棒球隊叫老虎棒球隊（Detroit Tiger)，這個球隊的棒球場（老虎棒球場）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很為一般市民喜愛，它有很多便宜的硬板凳的座位，一般人可以負擔得起，過去看棒球是一個夏天的娛樂休閒活動。1992 年老虎棒球隊被一個作披薩生意發家的馬克伊利區（Mike Ilitch） 買去，老虎隊的新老闆認為原來的棒球場已經老舊，要求市政府補助來建造一個新的棒球場。在美國很多城市的球隊（棒球隊、足球隊、籃球隊）對它們所在的城市都有同樣的要求，因為新的球場會吸引更多的顧客，而且新的球場可以只留少數硬板凳的便宜座位，設立更多舒服的高票價座位，賺更多的錢。如果市政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這些球隊的老闆就用要將球隊搬走作為要脅。有名球隊多半是在比較老的城市裡成名的，這些老城市一般都是因為工廠搬走，稅收不夠而財政拮据，像底特律還有一些其它的老工業城，都是這樣的情況。但是另一方面，隨著工業遷移，人口減少，一些商業也跟著離開，如果連球隊都留不住，那就真正到了末路，所以最終市政府總是答應球隊的要求，就算是用發債券來借錢，也得為球隊建新的球場，底特律的新棒球場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建成的。底特律的一些市民反對將老虎棒球場拆毀，他們組織起來反對，這是我看到在底特律城左派反對運動的第二件，他們的反對也是正義的、合理的，底特律市的財政已經如此拮据，市民連最基本的需要都無法滿足，這時政府卻要拿錢給棒球老闆建新球場，實在說不過去。反對建新球場的運動堅持了整整十年（1987-1997）而告失敗。新的棒球場1999年建成，位於底特律的城中心，在棒球場的附近又蓋了一個新的足球場，圍著這兩個新球場，有飯館、酒吧，音樂廳，把所有的活動都集中在這幾里路的城中心，來供郊區收入較高的居民來這邊消費。之後，左派在市民支持下，反對在底特律蓋賭場，仍然是反對歸反對，1999年底特律建了三個賭場。美國本來只有兩個州允許設立賭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時增加到23個州。雖然大家都知道用設賭場來“發展”經濟絕對不是上招，但是每個州都在就業減少，稅收下降的情況下，用藉建賭場來增加就業和稅收。

2001年911 之後，美國進軍阿富汗，2002年美國進一步發動侵略伊拉克的戰爭，我也跟著參與反侵略戰爭的活動，在學校裡宣傳反戰，請了一位天主教神父演講，在街上參加示威遊行。到今天戰爭已經進行近20年，阿富汗和伊拉克被破壞得滿目瘡痍，人民受到極端的苦難，當年的反戰卻半點用都沒有。

到了2008年的房貸危機，底特律的市民遭遇到最嚴重的浩劫。2008年的房貸危機是因為美國的幾個大銀行和一些房貸公司的投機引起的。這些金融機構，在房價一起一落間賺了大錢，但是在這房價一漲一落間，底特律的居民失去了他們最值錢的財產，更失去了他們住了幾十年有感情的家，失去了這個他們在這城市裡唯一可以落腳的地方。上世紀末，房價上漲時銀行和房貸公司把握住賺錢的機會，放寬了房貸的標準，根據房屋估價公司高的估價貸款給屋主。譬如說一所原來值六萬元的房子漲價到十萬元，按照十萬元，銀行貸款八萬元給屋主。等到房價跌回六萬元或者更低時，屋主支付貸款有困難時，銀行就將住屋收回，把原屋主趕出家門。銀行將收回了的房子拍賣，當房子在市場上拍賣多了，房價就更往下跌。到2009年和2010年時，原來價值幾萬元的房子跌到幾千元，這時許多外地投機的人就來買去。這些房子原來的屋主都是多年之前買下來為自己退休時居住的，在房貸危機中，他們失去一切。

金融風暴發生得如此之快，左派連反對的機會都沒有。這下可好，風暴過了，左派只能留下來收拾殘局。我認識的一個研究底特律勞工的學者，他實在看不下去這些屋主受到的苦難，把拯救他們看為自己的責任。他組織了居民，在銀行收回房屋，警察來要把屋主的傢俱、用具、衣服丟到街上時，這些居民就把車道擋住，使得車子開不出去；他更帶著一些房子被沒收的屋主去法庭向銀行起訴，因為許多被没收的房子是違法的，但是抗爭了多年，能夠把房子討回來的只是極少數。

房貸危機將底特律城進一步推向崩潰的邊緣。底特律城多年來財政收支的不平衡到了2013年7月終於支持不下去而宣布破產。破產數額達180億到200億美元之大，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城市的破產事件。破產的細節這裡無法多說，底特律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賣了還債。那一次金融危機，美國總統奧巴馬救銀行、救汽車公司，就是不救底特律的貧困的黑人居民，要救誰？不是個種族問題，是個階級問題。

我寫了幾千字就是想說明從我看到的近四十年的美國左派的具體抗爭中，顯示出今天美國的左派的力量非常薄弱，他們無法對美國的資本主義提出挑戰，只是看到不公平的事憑著正義感一件件地反對。美國的左派敗退到今天的樣子，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左派除了短暫的工人運動之外，他們沒有自己的信仰，沒有自己的政黨，在政治上完全依靠資產階級的政黨，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失去了一切，其實，說他們失去了一切並不正確，因為他們並沒有真正的自己的鬥爭歷史，並沒有真正建立起自己的階級意識，因此，到今天連如何去反省都很困難。

反過來看，中國左派有自己的革命歷史，中國革命的歷史是革命前輩用他們的血和生命寫下來的，是我們極為珍貴的遺產，中國的革命史是我們未來發展的依據。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將我所了解的中國解放後實行社會主義的歷史寫出來，以便供大家批評、討論和補充。其實，我並不適合來作這項工作，因為我並沒有直接參與解放後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但是我的有利條件是因為我在美國帝國主義下生活多年，對資本主義有相當的了解，因此，可以借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來了解社會主義。

附：金寶瑜簡歷

1936 生於北平（今日北京）1950 隨父母遷居台北，同年考入北一女初中1956 考入東海大學生物系，後轉學至經濟系1961 赴美就讀於 Bryn Mawr 大學經濟系研究所，接觸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1979年獲Bryn Mawr 大學經濟學系，博士學位。1965在5 移居紐約，參加從台灣到美國留學生的海外台灣人左派讀書會，學習中國歷史，讀《毛澤東選集》1968 先後移居巴爾提摩和田納西，兩個女兒相繼出生1976 移居底特律1977 在底特律城 Marygrove 大學任教1979 初次到大陸各地參觀訪問1981 參與在美國美國進步華人發行的《台灣思潮》雜誌1994 於東海大學擔任客座教授1997 於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2003 以 Marygrove 大學榮譽教授頭銜退休，參與台灣左翼發行的《批判與再造》雜誌2013 移居加州灣區至今

自1993起開始積極參與國際左翼運動，先後於德國、菲律賓、加拿大、馬來西亞、印度、香港、巴西、阿根廷、荷蘭等地參與反帝國主義以及反全球化集會遊行並發表演說。

金寶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論述、美國宰制下的帝國主義經濟批判，以及中國社會主義經驗的探討，她的主要著作包括：

1，《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台北：巨流出版社，2005。
2，《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hina’s Countinuing Class Struggle since Liberation》《革命與反革命─中國自解放後繼續的階級鬥爭》菲律賓： IBON 出版社，2012。
3.《Rethinking Socialism》：Paris,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18， 與已過世許登源合著。法文版，Soleil Rouge, 2018
4.《From Victory to Defeat: China’s Socialist Road and Capitalist Reversal》Paris: Foreign Language Press，2019。土耳其文版（Onurcan Ulker 翻譯）：Patika Kitap,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