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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道路：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出版序 （杜继平）

2008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爆发危机以后，十二年来，非但没有脱出经济持续衰退的困境，反而愈陷愈深，举世政治经济的动荡不安有增无已，气候变化的劫难日益严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造成土地、空气、水的大范围污染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更为巨大，与此相联系的是新型病毒层出不穷，不仅肆虐荼毒人类、牲畜，还使本已衰弱不振的经济雪上加霜，更为危殆，凡此种种都已彰明显著地摆在当今世人面前。可以毫不过甚其辞地说，人类再不摆脱资本主义改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二十世纪追求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未竟全功，留下不少疑难问题有待解决；苏联先是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变质为修正主义，至 1991 年，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全面垮台崩溃；中共则自邓小平上台后，背弃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也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成果，在中共走资派当权下，被摧毁殆尽，亿万工农劳动人民“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饱受官僚、资本的残酷压迫、剥削。面对这样的大变局，右派额手称庆，雀跃欢呼，幼稚地误以为资本主义已大获全胜，人类别无选择，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是唯一的出路；全世界许多左派或灰心丧志，流于虚无；或倒退右转，充当资产阶级的奴仆，成了反共份子；或沦为无政府主义者，从事无望的抗争。因此，要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正视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认真、彻底地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得与失，实事求是地鉴别出成功与失败之处，有理有据地反驳各式各样关于社会主义的奇谈怪论；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中，也必须展开开诚布公的深入讨论，力求厘清问题，化解分歧，或最少将不必要的误解降到最低，从而在实际的斗争中，逐步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与更加紧密的团结。

社会主义革命要面对的既有数千年私有制所积淀的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旧文化的顽固传统，又有五百年来资本主义发展所形成的资产阶级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力量，本非易举；在人类历史中，一个新时代、新制度的开创、变革，绝非一蹴可及，一帆风顺的，总会遭到旧势力的抵抗与反复的反扑，力图复辟，法国大革命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革命要求解放全人类的目标要比资产阶级革命宏大得多，遭遇的困难当然也艰巨得多。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定律说：“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1960 年代，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于 1963 年 6 月 14 日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答复苏共中央的来信，其中有段话说：“历史证明，革命没有不通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没有不遭受某些牺牲而能够取得胜利的。……如果谁认为只有革命一帆风顺，事先得到不会遭受牺牲和失败的保票，才可以进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

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不会为一时的胜利冲昏了脑袋，也不会被一次，甚至多次的失败所吓倒；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失败与错误都不足惧，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要获取明确的（革命）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明代大儒王阳明也说：“今日之失，未必不为后日之得。”关键在于要能够善于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屡仆屡起，终底于成。但要作好总结经验的工作，首先必须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而不是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方法，不顾客观发展、变化的现实，直接套用既有的马列理论；也不能仅依自以为道德、正义的立场，诅咒资本主义，主观巴望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是必须深入研究客观现实，掌握资本运动规律的必然性，再加以自觉地运用，充份、有效地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

恩格斯晚年针对马克思主义盛行后，大量误解、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象，再三提醒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公式，他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也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指出，想取得引导革命行动的正确理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关于当前的世界形势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可能性，2019 年 5 月 25 日，我接受香港《怀火》网站访问，谈大陆佳士工人运动的斗争，在题为〈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访问稿中，曾有些简要的分析，现转录部份内容如下：

“从客观现实来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形势是有利于左翼革命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无法脱出泥淖，从欧洲到亚、非、拉丁美洲的政治动荡层出不穷，此起彼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基础都在晃动不已。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如同组成它的每个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的层级结构，由少数几个依据实力争逐霸主地位的强权支配；在经历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现正处在一个剧烈的重构过程之中，最显著的变化是：美国霸权的衰落与中国大陆的崛起。这个变化有很可笑、深具讽刺意味的一面：资本主义的霸主美国现在违背自由贸易这条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教义，大搞贸易保护主义；而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中共走资派则成了自由贸易论最忠实的信徒，习近平近几年在重要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频频大声疾呼资本全球化，取代美国成了鼓吹贸易自由化的旗手。

这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构的特点是：美国总统川普为挽回日趋衰颓的美国霸权，采取极度自利的经贸、军事政策，不再打肿脸充胖子，提供欧、日廉价的军事保护，同时也对欧、日施压，要求减少贸易逆差，导致世界体系中原本以美国为首、紧密结合的美欧日统治集团出现裂痕；于是，欧、日与中国大陆一起反对川普的贸易保护政策；但美欧日也共同与新崛起的中国大陆有矛盾，都想削弱大陆资本对外扩张的力道，也都想打破仍被大陆国家垄断资本封锁的基本工业、金融、通讯、传媒等重要的经济部门，而联手对中共走资派施压。大陆走资后，也就不能不依循资本必须不断扩张的逻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对外扩张（现在主要是通过“一带一路”的方式），这就会损及美欧日的资本主义大国的利益。于是几股支配世界体系的势力，为了重新分割世界市场，各凭经济、政治、军事的综合实力，激烈争夺，构成多重的矛盾斗争关系，因而世界出现了高度不稳定的混乱状态。”；“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美国要极力打击对它最具威胁的中国大陆，以维护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于是从经济、军事上围堵大陆（包括挑动台湾与大陆对抗），阻挡大陆争逐霸权。……随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不断加深，国际经济、政治的矛盾、冲突日益扩大，世局的动荡有增无已，这些变化远非中共走资派所能掌控；大陆的经济恶化、资本外移、失业率上升是必然的趋势。”

金宝瑜这本书的主旨在总结 1949 年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再革命。中国大陆是当今世界最具社会主义革命潜能的地区，也是重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的关键所在。中国大陆的革命潜能在于它有举世所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丰富遗产，更重要的是，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深植大陆人心，毛泽东的形象与思想已在大多数人民中树立了无可动摇的崇高地位；中共党内外的右派曾联手合作，想效前苏联的赫鲁晓夫鞭尸斯大林、走向修正主义之所为，处心积虑，极尽所能地造谣诬蔑毛泽东，妄图彻底摧毁毛泽东形象及其思想，为快速、全面地大搞资本主义开辟康庄大道，但终未能得逞。2011 年 6 月，我在答复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战士易衍文先生的来稿时，曾说：“也不用怕会天下大乱，中国与苏联东欧的情况有根本的不同，那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主心骨依然坚不可摧，而且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威望越来越高，凝聚人心的作用越来越大，只要善加清理历史问题，因应新的客观形势与条件，重树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便不致出现溃散局面。”这个看法，随着这些年大陆许多民众主动把毛泽东的生日定为“人民节”，年年举办集会庆祝纪念而更加确信，尤其最近经新冠病毒的肆虐荼毒，大陆青年认同社会主义者大量增加，益发令人欣喜。以中国的人口之众、幅员之广及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的重要地位，如果重建了社会主义，无疑会像 1949年那样再度震撼世界，鼓舞全世界的左派力量，唤起各国久受压迫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热烈响应，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最强大的推动力。毛泽东在生时常说，中国身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对世界人类应尽更大的责任，作更大的贡献。中国果能重建社会主义，带动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挽人类于危亡之际，既能自救，也为人类作出最大的贡献，比起中共走资派出于狭隘民族主义，高唱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才是中国人最责无旁贷、也最光荣的伟业。

金宝瑜这本书总结了她数十年来积极参与左翼运动的经验与深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心得，广泛运用了客观证据，对中国与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深重危机，提出了材料丰富、见解深刻的分析；她对中共走资派何以能夺权成功与两条路线斗争的解释或不无可商榷之处，但如她在本书自序中所言：“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将我所了解的中国解放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写出来，以便供大家批评、讨论和补充。”她并没有视自己的观点为定论，而是本诸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提出认识、反思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有用材料与见解，供各方人士参考，为重建社会主义贡献一己之力。我们期望本书的出版能引发严肃、认真的批评，乃至论辩，从而有益于寻求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好方案，那么金宝瑜以年逾八旬的高龄，仍费数月之久，勉力完成这本着作的苦心，就没有白费了。

2020 年 6 月 16 日
于新北市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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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金宝瑜

到了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今天，我们都看到美国这个大帝国内外都面临着各种严重的危机，因此，在客观情势上，现在应该是美国左派挑战资本主义体制和改变这个社会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美国左派能够起来反对美国政府在与垄断资本结合下对人民的各种欺压和剥削，将会对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很不幸，虽然美国左派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他们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与资本顽强地斗争，对改变劳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作出很大的贡献，包括废除童工、降低每日工时、改善工厂里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和福利等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左派更成功地在许多关键产业部门中组织了工会。美国劳工史里，有数不清的英雄，在与资本不断的抗争中，牺牲了生命。

但是自从二战之后，美国的左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很多，重要原因之一，是左派之前成功地组织工人应该归功于劳动阶级有它自己的政党。美国共产党成立于 1919 年，是由一些仰慕苏联共产主义革命的人组成的，美国共产党在组织工人上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它缺少自主性，一切都是跟着苏共走，因此很难团结到更广泛的有左翼倾向的组织和群众。到了苏联共产党走向修正主义时，它就完全迷失了方向。之后，五十年代在美国疯狂反共下，右派进一步夺取了工会的领导权。美国的工会转变了方向，成为只为工人争取经济利益的组织，在政治上则完全依赖资产阶级的政党。工会用工人的选票换取民主党对工会的支持。

在新自由主义之下，随着美国的工业一步步的外移，居住在美国老工业城市的人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样的困境下，左派反对的力量变得非常被动，并且十分的无力。这里我举出一些具体的事件来，从左派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和所采取的行动，我们可以对美国左派的实际力量作一个评估。虽然这样的叙述将会把问题扯远了，但是我认为会有助于认识美国的真实，然后再回去看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我在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城住了 30 多年，我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城的一所大学教书。底特律里所有的事都离不开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矛盾。二十世纪初，底特律城的居民大部份是来自欧洲各国移民，上世纪二十年代有大批南部的黑人北上，加入工人的队伍。二次大战时，底特律的汽车厂积极地投入了军事用品的生产，它们从制造汽车转为生产坦克、军用卡车、飞机等。大战时生产大量增加，雇用的工人也大量增加，因为很多男性被征去打仗，所以女性开始在生产线上投入生产。二次大战结束了 1930 年代的经济大恐慌，战后的 1950 年代是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日子，底特律汽车生产达到顶峰，人口达到一百八十五万 (今天人口下降了一半，只剩下九十万人)。这时新的高速公路建设便利了新的工厂和住家从底特律城里搬去郊区，郊区的兴建也是战后美国经济进入极盛的原因之一。大量的投资投向郊区新建的工厂、住家、学校、商场、大型购物中心等等，从投资和消费两头的增加提高了郊区的 GDP 和就业。二战后，汽车的生产和底特律的居民逐渐移向底特律的郊区，移居到郊区的人大部份是白人。这些白人的工作集中在工程师、医生、教师、律师和大公司的管理阶层，他们多半属于小资产阶级。留在市区的多半是劳工阶级，因为种族歧视，很多黑人都无法搬去郊区。底特律城和郊区的居民之间黑白分明，不同的阶级阶级分明。底特律市和郊区在行政上属于不同的城市，各有自己财政税收和开支，各自有自己的学校。学校的开支来自房地产税的收入，郊区的学校有各种课外活动（球队、音乐、美术等等），底特律市的学校却穷到连教科书都买不起。

郊区的繁荣的另一面就是底特律城的萧条和人口逐渐下降。之后，汽车厂更进一步从底特律的郊区搬到美国南部、工会力量比较弱的一些州去生产。七十年代后半我搬去时，底特律的城里已经很萧条，市政府的财政困难，入不敷出，因此，必须大幅削减各种开支，其中包括公共教育的开支。在贫穷住宅区为了节省开支，连公共图书馆都被关闭；另一方面，市政府将一些公共设施，像水、交通和收垃圾费等加价。除此之外，底特律市政府更增征城里居民的房屋税。到了八十年代时，更多的汽车生产从美国南部移到墨西哥，底特律失业的居民再度增加，城市的情况更进一步衰退。

1980 年左右，正是汽车工厂搬离美国时，通用汽车（GM）突然宣布要在底特律城里建一个新的汽车工厂。消息传来。底特律市政府和居民都非常惊喜。通用汽车要底特律市给它一块建厂的土地。底特律城里有许多的空地，但是通用汽车则坚持要一块住满居民的土地。这块地是早年波兰移民的住宅区，也有不少后来从南部移民过来的黑人，这个叫波兰城（Pole Town）的社区有 1500 住家，144 家小生意，和市政府还是把它让给 GM。市政府借用一条法律──《强制征收法》（Eminent Domain），这条法律规定如果因为需要，政府有权强迫居民迁移。但是这里的“需要”是指用地建学校或是道路等公共设施，而不应该是为私人营利公司所要的用地──赶走了这里的居民和小生意，拆毁了教堂，然后把厂地清扫干净，交给 GM 去建厂。而且所有的花费都由底特律市政府负担。在与 GM 的协议里，市政府还在 GM 开始生产后减免它应付的所得税。在达成协议的过程中，底特律和美国其它地方的左派认为这样专横无理的做法对居民太不公平，于是联合起来反对，在整个拆迁的过程中进行干扰，当推土机已经开到教堂门口时，天主教神父还带领着信徒们在教堂里祈祷。这是我搬到底特律后（我住在郊区）看到左派起来反抗的第一次。

GM获胜后，在波兰城盖了一个新汽车工厂。三十几年后，2018年底，GM宣布它将关闭美国的三家工厂，其中一个就是底特律波兰城工厂。GM同时宣布要关闭加拿大的一家工厂，GM一步步将汽车生产撤出美国和加拿大。1980 年GM毁掉了一个熙熙攘攘很有人气的社区，今天工厂关闭后留下一大片死寂的空间，底特律又多了一个被遗弃的工厂。回头来看，1980年反对GM在波兰城建厂是对的，但是也是完全没有用的。你要反对，让你去反，我要建厂，照样建。按照资本的规律，建建关关是合理的，不用的工厂留在那边不去处理也是合理的。三十年后我们看到：这一次左派的抗争虽然是正义的、但最后结果是完全失败。

底特律已经有太多被遗弃的工厂，不用调查，也不用统计，我保证底特律被遗弃的工厂，以平方公里来算，一定是世界第一。所有的汽车公司每次建新厂就把旧厂废了，但是因为拆毁工厂太花钱，所以就留在那边不去作任何处理。我还住在底特律时，每次有朋友来看我，我都带他们在城里走一圈来参观这些被遗弃的工厂。我教书的时候，跟两个同事，每隔一个学期合教一门底特律的课，我教经济，另外一位老师教劳工史，第三位老师教底特律的诗词，诗词中很多都是工人自己写的形容做工时的情形。每次这门课结束前我们都带学生去底特律城参观，很多参观点都是工厂的“遗址”。底特律被遗弃的工厂已经相当的有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网上看看这些被遗弃的工厂。（ https://jalopnik.com/the-ruins-of-detroit-industry-fiveformer-factories-5110995）

底特律有一个很有名的棒球队叫老虎棒球队（Detroit Tiger)。这个球队的棒球场（老虎棒球场）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很为一般市民喜爱。它有很多便宜的硬板凳的座位，一般人可以负担得起，过去看棒球是一个夏天的大众娱乐休闲活动。1992 年老虎棒球队被一个卖披萨发了财的生意人麦克．伊利区（Mike Ilitch） 买去。老虎队的新老板认为原来的棒球场已经老旧，要求市政府补助来建造一个新的棒球场。在美国很多城市的球队（棒球队、足球队、篮球队）对它们所在的城市都有同样的要求，因为新的球场会吸引更多的顾客，而且新的球场可以只留少数硬板凳的便宜座位，设立更多舒服的高票价座位，赚更多的钱。如果市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这些球队的老板就用要将球队搬走作为要胁。有名球队多半是在比较老的城市里成名的，这些老城市一般都是因为工厂搬走，税收不够而财政拮据，像底特律还有一些其它的老工业城，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工业迁移，人口减少，一些商业也跟着离开，如果连球队都留不住，那就真正到了末路，所以最终市政府总是答应球队的要求，就算是用发债券来借钱，也得为球队建新的球场。底特律的新棒球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成的。底特律的一些市民反对将旧老虎棒球场拆毁，他们组织起来反对，这是我看到在底特律城左派联合起来发起抗争的第二件。他们的反对也是正义的、合理的，底特律市的财政已经如此拮据，市民连最基本的需要都无法满足，这时政府却要拿钱给棒球老板建新球场，实在说不过去。反对建新球场的抗争运动坚持了整整十年（1987-1997）而告失败。新的棒球场1999年建成，位于底特律的城中心，在棒球场的附近又盖了一个新的足球场，围着这两个新球场，有饭馆、酒吧、戏院和音乐厅，把所有的活动都集中在这几里路方圆的城区内，来供郊区收入较高的居民来这边消费。之后，左派在市民支持下，反对在底特律盖赌场，仍然是反对归反对，市政府最后还是批准于1999年在底特律建了三个赌场。美国本来只有两个州允许设立赌场，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增加到23个州。虽然大家都知道用设赌场来“发展”经济绝对不是好办法，但是每个州都在就业减少，税收下降的情况下，试图藉由建赌场来增加就业和税收。

2001年911 之后，美国进军阿富汗，2002年美国进一步发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我也跟着参与反侵略战争的活动，在学校里宣传反战。我请了一位天主教神父到学校演讲，也在街上参加示威游行。到今天，这场战争已经进行近20年，阿富汗和伊拉克被破坏得满目疮痍，人民受到极端的苦难，当年的反战却半点用都没有。

到了2008年的房贷危机，底特律的市民遭遇到最严重的浩劫。2008年的房贷危机是因为美国的几个大银行和一些房贷公司的投机引起的。这些金融机构，在房价一起一落间赚了大钱，但是在这房价一涨一落间，底特律的居民失去了他们最值钱的财产，更失去了他们住了几十年有感情的家，失去了这个他们在这城市里唯一可以落脚的地方。上世纪末，房价上涨时，银行和房贷公司把握住赚钱的机会，放宽了房贷的标准，根据房屋估价公司高估的房价贷款给屋主。譬如说一所原来值六万元的房子涨价到十万元，按照十万元，银行贷款八万元给屋主。等到房价跌回六万元或者更低时，屋主支付贷款有困难时，银行就将住屋收回，把原屋主赶出家门。银行将收回了的房子拍卖，当房子在市场上拍卖多了，房价就更往下跌。到2009年和2010年时，原来价值几万元的房子跌到几千元。这些房子原来的屋主都是多年之前买下来为自己退休时居住的，在房贷危机中，他们失去一切。

金融风暴发生得如此之快，左派连反对的机会都没有。这下可好，风暴过了，左派只能留下来收拾残局。我认识的一个研究底特律劳工的学者，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些屋主受到的苦难，把拯救他们看为自己的责任。他组织了居民，在银行收回房屋，警察来要把屋主的家俱、用具、衣服丢到街上时，这些居民就把车道挡住，使得车子开不出去；他更带着一些房子被没收的屋主去法庭向银行起诉，因为许多被没收的房子是违法没收的。但是抗争了多年，能够把房子讨回来的只是极少数。金融危机后底特律一眼望过去，就像经历了一场战争。

房贷危机将底特律城进一步推向崩溃的边缘。底特律城多年来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到了2013年7月终于支持不下去而宣布破产。破产数额达180亿到200亿美元之大，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城市破产事件。破产的细节这里无法多说，底特律市政府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还债。那一次金融危机，美国总统欧巴马救银行、救汽车公司，就是不救底特律的贫困的黑人居民。要救谁？不是个种族问题，是个阶级问题。

我写出这些我亲身见证到的历史，就是想说明：我所看到的近四十年来美国左派的具体抗争中，显示出他们的力量相较于资产阶级是多么薄弱。尽管他们在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上，凭着正义感坚决反对美国资产阶级的荒唐作为，但是整体来说，他们并无法对美国的资本主义提出有效的挑战。美国的左派败退到今天的样子，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左派除了20世纪初期到中期短暂兴起的工人运动之外，他们并没有一套相对完整、得到多数工人支持的政治信念，更没有真正能够代表绝大多数工人阶级根本利益、世界观与政治主张的政党。虽然早就一蹶不振的美国共产党和从它分裂出来的许多纷杂的小宗派依然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工人革命先锋党，真实政治中，美国工人数十年来只能完全依靠民主党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却又一次次被民主党政治人物背叛。就这样，他们失去了一切。其实，说他们失去了一切并不正确，因为他们甚至无法梳理清楚自己的斗争历史，乃至到今天连反省具体的历史经验来重新想象未来如何开展革命的道路，都很困难。

反过来看，中国左派有自己的革命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无数前辈革命家与革命群众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写下来的，是我们极为珍贵的遗产。中国革命丰富的历史经验提供了世界各国左翼运动思考未来发展的依据。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将我所了解的中国解放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写出来，好提供大家思考未来道路时做为参考。其实，我自己并不适合来作这项工作，因为我并没有直接参与解放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我认识许多亲身投入中国革命建设、亲身经历过那段艰辛又充满希望的历史的人们，他们的观察、总结与批判都极其宝贵。但是我的有利条件是因为我在美国帝国主义下生活多年，对资本主义有相当的了解，可以借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了解社会主义。毕竟，社会主义运动从来就是人类试图推翻资本主义、迈向新社会的努力。因此，或许我努力写出来的一些看法，可以供大家批评、讨论和补充，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感谢词：

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接受了各方面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我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借着这个机会我在此表示感谢。

《批判与再造》杂志的创始人和这十多年一直负责总编辑的杜继平给了我各方面的协助，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仔细看完我的书稿，并且认真地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最后还为了写出版序整夜未眠，他的认真和敬业精神让我佩服，我在此向继平提出衷心的感谢。我也要感谢比我年轻 30 岁结交了 30 年的老朋友林正慧。她对文章结构提出了珍贵的修改意见，并在出版过程中做了不少周详的考虑和处理。我也感谢年轻朋友曾福全，他和正慧一起完成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我的新朋友詹尤克深熟多种语言，曾把我的一本英文书翻译成土耳其文，除了土耳其是他的母语外，尤克的中文和英文都比我好很多。詹尤克是最早看到这篇书稿的人，我感谢他的宝贵修改意见，和他对文章中所提到的资料和数据一再加以确认，以及文字上的修改。我也非常感谢范振国和刘欣恒不胜其烦的修改和校对工作。非常感谢周宸廷负责书稿电子版的编辑和排版，并帮忙纸本的付印。

最后，我要谢谢我的两个女儿——周道良和周道远，给我在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