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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至1927年陳垣先生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發表,文章不僅對 這一元史上極重要而前人未曾留意的課題作了充分研究,而且對元代 文化進行了全面論述,他說:“儒學、文學均盛極一時。”〔1〕但是長期以 來,對元代文化、文學的評價,由於種種原因,却仍有歧義。元史研究 一直是很有成績的,關於元代各民族文化交流與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 的研究也有不少進展,但一些成果似也没有及時爲文學學科吸納。文 學方面,元曲是顯學,其他文學形式的研究則相對薄弱。
元代詩文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逐漸受到一些關注。在 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1987年下半年,經所内同仁的討 論,初步確定以元代文獻整理和元代文史研究作爲研究重點。1988年 10月,向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提出編纂《全元 文》的立項申請,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專家評審 組,經研究建議先進行元人文集的普查工作,批準了《國内所藏元人文 集版本目錄》的立項。1990年12月,我們對於元人文集的普查工作告 一段落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正式批準《全元 文》立項。在申請和討論立項的過程中,我所同仁和全國高等院校古 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評審組的專家,有一個共同的擔心,人 們有一個共同的估計,《全元文》的分量與其他同類總集比較不是最 大,但是難度是最大的。當時白壽彝先生就說:“元史素稱專門之學,
〔1〕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八《總論元文化》,1927年《燕京學報》;1934年勵耘書 屋原刻本;《勵耘書屋叢刻》上册,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重印。
2 元朝別集珍本叢刊
對語言、地理、疆域、民族及其他有關的文獻知識所需甚廣,而我們在 人員、資料方面又比較缺乏,困難是不容低估的。”當時元人别集的整 理本只有幾部。我們所同仁是在非常困難的情况下開始編纂工作的, 幸虧這項工作得到了元代歷史、文學學界的師友給予多方面的支持, 幸虧我們的同仁在困難的情况下堅持工作(包括前後期工作共經歷了 18年),《全元文》才得以完成。還應該說明,這可能是本世紀初最後 一項用剪刀加漿糊舊式工作方式完成的一部總集整理項目。
《全元文》出版後,我們進行了總結,檢查了誤收、重收、漏收的情 况和收錄文集的情况,並且向同行師友收集了意見,初步議定下一步 整理與研究的設想,一方面,準備編寫《全元文補正》,編輯成書,或出 版《全元文》修訂本。當然,這需要一定的時日;一方面,準備整理元人 别集,出版一套五十家或一百家的《元人别集叢書》,這同樣是一項十 分艱巨的任務。
元人别集與明清兩代比較是少得多,明人别集有近萬種,清人别 集在五萬種以上,但也有可觀的數字。根據蕭啓慶先生估算,元代儒 户可能有十萬餘户〔n。編籍在其他户類的以及道釋也多有文化水 平。可以說有條件編輯自己詩文成集的人,不在少數。元吴澄在《張 仲默詩序》中說“近世之爲詩者不知其幾千百人也”〔2〕,也可以證明。 編纂《全元文》過程中,我個人經眼的元人别集序、引、題、跋,約有一千 二百篇左右,别集應在千種以上。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收錄六百 七十餘種。《全元文》收錄文作者三千一百餘人,文章三万三千餘篇, 文集詩文集二百種以上。《全元文》出版後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 所楊鐮先生主編的《全元詩》也已完成。楊錬先生主編的《全元詩》於
〔1〕蕭啓慶《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臺灣新文豐出 版社,1983年版。
〔2〕《全元文》14册265頁,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
2002年正式立項,實際工作已經二十多年了。《全元詩》共收錄詩作 者五千二百餘人,詩作近十四萬首,其中收錄詩集在三百種以上。
說到元人别集的問題,這裏不能不回到一個老問題上,元代的起 訖點和什麽人可以列爲元人?宋濂修《元史》,起訖爲元太祖元年至朱 元璋建立明朝,即:1206—1368年。韓儒林先生主編《元朝史》亦同。 我們編纂《全元文》時,就《全元文》的收錄原則請教啓功先生。啓先 生說:“從道理上講,凡生活於元代,在元代寫有文章的,都可以收錄。 宋金兩朝的人,凡是入元,死於元朝的人,都可列爲元人,如牟巇,前人 習慣列爲宋人,實爲元人,有趙子昂的墓誌爲证。”由元人明,在元朝寫 有文章的,也可以收錄。我們當時爲了與《全宋詩》、《全宋文》、《全金 文獻》、《全明文》等總集的編纂工作協調,對於收錄的範圍自我設定了 一個時限。現在看來,不一定合適。由於傳統的看法存在某些偏見, 一些由宋金入元,由元入明的人,多不列爲元人,對於這類情况,還需 要研究。由於看法不同,數字就會有較明顯的不同。但無論怎樣計 算,元人别集的數量應在三百種以上是毫無問題的。
斷代詩文總集的編纂完成,對於那一朝代文史研究的作用是大家 公認的。但斷代詩文總集的編纂不能替代别集的整理,而況《全元 文》、《全元詩》編纂時,别集的整理也剛剛起步,目前已整理的别集還 是少數。不少出版界的朋友已經注意到這一點,有一些出版社已開始 策劃這方面的項目,有的别集已有整理本出版,我們《全元文》編纂的 參加者,也已參與了這方面工作,參與整理之後,更感覺到别集整理的 迫切性。也正是在這種情况下,吉林文史出版社與我們一起提出了編 纂這套《元人别集叢書》,並希望有一定規模。
從三百種以上的别集中,選出五十種有一定代表性的别集,經過 整理編成一套叢書,是编纂這套書的初步的目標。只要求一定的代表 性,不要求重要别集盡數收羅在内,因爲有的集子不一定在這段時日
4 元朝別集珍本叢刊
内能够整理出來,有的集子國内同仁已經出版整理本,我們《全元文》 的參加者和合作的朋友僅就我們的能力所及完成這方面的部分工作。 根據古籍整理工作的要求,我們要求收入叢書的每部别集均應選擇收 錄較全、錯訛較少的版本作底本,做好輯佚、校點工作;每部書都有前 言和附錄。前言介紹作者生平、思想、詩文成就,以及版本流傳情况; 附錄收錄作者傳記、唱和作品、詩文評以及别集收藏情况等相關文獻。
古籍整理是一項相當艱苦的工作,高等院校教師一般都承擔着比 較繁重的教學與科研任務,在目前的考評體系中,古籍整理成果所占 分值不高,因此,參加這項工作的老師們還是需要一點精神的。當然, 這並不是降低對於我們的要求,叢書第一批書即將出版,我們期望國 内同好的批評,更期望更廣泛的合作。元人别集的整理工作剛剛開 始,我們相信這方面工作將逐步得到開展,以適應元代文化研究和當 代文化建設的需要。
李修生
2008年11月立冬日寫於懋堂
前言 1
張養浩,字希孟,號雲莊、雲莊老人、齊東野人,山東歷城(今山東 濟南市)人。生於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卒於元文宗天曆二年 (1329),一生經歷了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和文宗數朝。 其出處大節、政事文章,皆爲當代及後世所稱揚,是元代名臣之一。
張養浩出身於一個富裕的平民家庭,其曾祖以上的事跡已經無 考,所可知者是其祖父張山曾經從戎,其父張郁則棄儒從商,因此積蓄 了一定的資產,爲張養浩的就學創造了經濟基礎。張養浩少年時期即 勤學上進,刻苦讀書,有能詩之名。19歲時,張養浩創作了《白雲樓 賦》,在濟南聲名鵲起。其文學才華得到了山東按察使焦遂的欣賞,第 二年(1289),張養浩在焦遂的推薦下,出任東平學正,開始步人仕途。
在任東平學正期間,山東副廉訪史陳英(字彥卿,1247—1320?)對 張養浩很是賞識,推薦他到京師改任掾吏。學正屬於低級教官,教官 的前途是黯淡的,歷代都被稱爲“冷官”,在元代尤其如此;而由吏人 仕,則是元代入仕的一條捷徑,許多髙官都是通過這條途徑而位居通 顯的。張養浩聽從了陳英的建議,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來到京師, 向時任平章政事的不忽木(1255—1300)獻書,以尋求出任吏員的機 會。不忽木讀了他的文章後認爲他是個難得的人才,對他勉勵有加。 在陳英和不忽木的推薦下,張養浩被辟爲禮部令史,開始了他由吏人 仕的宦途。
張養浩在禮部令史這個職位上工作了五年,大約在成宗大德元年 (1297)前後,他轉任御史臺令史。到大德四年(1300),又轉任中書省 令史。在任吏員期間,他兢兢業業,忠於職守,得到了不忽木、董士選 等大臣的贊許。
大德九年春(1305),張養浩由中書省令史選授堂邑縣尹(堂邑今 併入山東聊城)。至此,張養浩完成了由吏到官的身份轉換,官雖小, 但對於他的人生歷程來說,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所以張養浩到任後
2 張養浩集
盡心於行政事務,取得了非常好的政績。黃潛追記其政績曰:“初尹堂 邑,撫人有恩,用獄不失有罪,能使豪强聾服,而盜賊化爲良民[1〕。”在 他離任若干年後,堂邑父老還請著名文士元明善撰寫《去思碑》,表達 對張養浩這位父母官的感戴。
大德十一年(1307)冬,張養浩被召回京城,任太子文學,次年,武 宗至大元年,又改任監察御史。監察御史的職責是監察官員的不當行 爲,指出朝政的闕失。張養浩認真履行了自己的職責。他反對武宗建 立尚書省以搜刮民財,批評在此事上姑息懦弱的御史臺長官,並撰寫 了長達萬言的《時政書》指摘時弊,由大臣到親王駙馬直到皇帝,皆在 指責之列。他這種不知官場禁忌的言行爲當權者所不能容,他先是被 降爲翰林待制,之後又被罷官。權臣們還想捏造罪名對他加以陷害, 張養浩在朋友的勸說下,不得已改變姓名離京避禍。於此可見他當時 處境的危險。
由於武宗很快去世,仁宗即位,張養浩得以復職,接着改任中書省 右司都事。由此進入了其仕途最爲順暢的階段。
仁宗傾心於漢文化,喜歡任用儒臣。張養浩曾是仁宗做太子時的 文學侍從,所以也受到了重用。皇慶二年(1314),仁宗下詔開科取士。 延祐二年(13丨5),元代第一次科舉考試舉行。恢復科舉考試是元代政 治制度上的一件大事,朝廷對此非常重視,所以考官的人選也爲朝野 所矚目。最終朝廷提升張養浩爲禮部侍郎,與元明善、程鉅夫共同主 持這次科舉,從這項任命中可以看出張養浩在當時儒臣中的地位和聲 望。這次科舉考試共錄取56人,其中頗多名臣。王禮《跋張文忠公 帖》云:“某嘗求我朝科目得人之盛,無如延祐首榜……聞望之重,如張 起岩、郭孝基;文章之懿,如馬祖常、許有壬、歐陽玄、黃潛;政事之美, 如汪澤民、楊景行、千文傳輩,不勝枚舉2〕。”可見一時之盛。當新進 士登門拜謝座主之時,張養浩卻拒不相見,讓守門人示以手諭:“諸公 但思至公血誠以報國,政自不必謝僕,僕亦不敢受諸公之謝也。養浩 ®3〕。”這種不培植私人勢力的公心,使得新科進士們大爲歎服。
〔1〕黄潛《文獻集》卷十上《張文忠公祠堂碑銘》。 〔2〕王禮《麟原前集》卷十。
〔3〕王禮《麟原前集》卷十。
前言
3
延祐五年(1318),張養浩官至禮部尚書,同年與元明善等人一起 又主持了元代的第二次科舉考試。延祐七年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張 養浩被委以參議中書省事重任,英宗又任命拜住(1298—1323)爲左丞 相,與張養浩同在中書。拜住爲人正直,憂國忘家,張養浩對他推心置 腹,盡力輔佐。二人都很受英宗器重。
至治元年(1321)正月,英宗準備在宫禁中以彩燈紮制鰲山來慶賀 元宵節。正月初七,張養浩上《諫燈山疏》,勸諫皇帝不要做這種浮華 無益的事。英宗見到奏疏,先是大怒,後又轉喜,說:“非張希孟不敢 言。”〔1〕“有臣若此,朕復何憂?自今朕凡有過,豈獨台臣當諫,人皆得 言。”〔2〕命令停止紮制燈山,並且“賜養浩帛二匹”〔3〕,以示褒獎。
幾個月後,張養浩以父老爲由,辭官還鄉,結束了將近三十年的仕 宦生涯。
張養浩的辭官顯得非常突兀。“親老”通常是辭官的一個藉口,是 真實的原因不便宣之於口時的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這時張養浩正 處在仕途最爲順遂的時期,是什麽促使他萌生了退意呢?也許是他經 歷了諫燈山轉禍爲福的事件後,意識到了官場的危險?也許是他嗅出 了朝廷中潛伏的危機?對此,張養浩沒有進行過直接的表白,只是在 《郊居許敬臣廉使見過》中含蓄地說:“從仕非不佳,其奈多掣肘。所以 明哲人,往往去之陡。”示意明哲保身是他辭官的原因之一。即使如 此,能在鮮花着錦的巔峰時刻激流勇退,仍然表現出了世俗之人難以 企及的大智慧,其後歷史的發展也證實了他這一選擇的正確。雨年 後,至治三年(1323)六月,平章政事鐵木迭兒被奪爵籍產,其黨羽怕禍 及自身,很是不安。八月,英宗自上都返回大都途中,御史大夫鐵失等 人勾結諸王,先殺右丞相拜住,後弑英宗,朝野震動。其後泰定帝即 位,很快又誅殺了鐵失等人。在這場充滿了血腥氣的政治鬥爭中,張 養浩似乎是有預見地避開了禍患。君子見機,這恐怕不是偶合。
從至治元年(13U )到天曆二年(1329)初的近八年時間裏,張養 浩一直在家鄉隱居。他在家鄉構建雲莊(今濟南張公墳村),築遂閑
〔1〕《元史》卷一七五《張養浩傳》。 〔2〕《元史》卷二十七《英宗本紀》。 [3〕《元史》卷二十七《英宗本紀》。
4 張養浩集
堂、處士庵、翠陰亭,收集太湖石,平時與鄉鄰、好友賞石吟詩、飲酒談 藝,這樣的生活是逍遙舒暢的。其間英宗曾兩次以吏部尚書徵召,他 都力辭不起。泰定帝即位後,徵召他爲太子詹事丞兼經筵說書,他啓 程赴京,中途又託病辭歸。其後兩年間,朝廷以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 史、翰林學士徵召,張養浩一一請辭。泰定三年(1326),張養浩再一次 拒絕了朝廷的徵召。文宗天曆元年(1328),朝廷又一次徵召他爲翰林 侍讀學士,他仍然堅辭不出。八年間,他通計七次拒絕了朝廷的召用。 朝廷的重用,對他已失去吸引力,他的態度也顯示出了與官場的決絕。 可是對於朝廷的第八次徵聘,他卻未加推辭。
泰定至天曆年間,中國發生了持續的大範圍的自然災害,《元史》 載:“陝西自泰定二年(1325)至是歲(天曆元年,1328)不雨,大饑,民 相食。”〔1〕僅天曆二年,陝西和河南行省的饑民就達67萬戶,江浙行 省饑民70餘萬戶,陝西行省的鳳翔府即有饑民19薄2〕。在這種情況 下,天曆二年(1329)正月,朝廷再次徵召張養浩,任命他爲陝西行臺中 丞,赴陝西負責賑災事宜。面對這次徵召,張養浩寫了《辭聘侍親表》, 以母老爲由推辭,但最終他沒有將這份表文上奏朝廷,而是在經過反 復考慮後作出了復出的決定。這時,他所想的是“民苦饑饉,而吾寧忍 不爲之起乎”〔3〕,完全沒有考慮到個人的利害榮辱。
天曆二年二月,張養浩離開濟南赴陝西。三月底,張養浩道經華 山,禱雨於華嶽廟,結果“夜乃大雨,雨二日”。四月二日,張養浩到任, 再次禱雨於社稷壇,“雨復滂霈,滿三尺,禾黍皆自生,秦人謂之‘相公 雨’ ”〔4〕。對這些天人感應的記載我們不必盡信,但歷史上這種傳說 往往附會在道德足以爲世措模的人物的身上,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去 解讀這類記載。張養浩到任後,馬上殫精竭慮,一心賑災。他奏請朝 廷發孟津倉的儲糧賑濟災民,頒佈“輸米授爵”之令,來徵集豪門大戶 囤積的米糧,這都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他還解決了當時緊張的金融問 題。百姓買米所用的紙幣大多因使用已久而印記模糊,須到國庫換取
〔1〕《元史》卷三十二《文宗本紀》。
{2〕《元史》卷三十三《文宗本紀二》。
〔3〕危素《說學齋稿》卷二《張文忠公年譜序》。
〔4〕張起巖撰張養浩《神道碑》,見本集《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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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幣,貪官污吏們乗機刁難,只兌付原鈔面值的一半,使百姓大困。張 養浩得知後下令允許持舊幣買米,並且以等值兌換舊幣,杜絕了舞弊 的途徑。張養浩多方面的救災措施使災民的情況逐漸好轉,但三個多 月不分晝夜的勞累加之災區慘狀對他心情的衝擊,使他一病不起,在 天曆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溘然長逝,享年六十歲。文宗至順二年 (1331 ),朝廷追贈張養浩爲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陕西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諡文忠。
張養浩的一生除去二十歲以前的求學時期,大體可以劃分爲出 仕、歸田、復出三個階段。
張養浩步入仕途,在儒家人世精神之外,還有家庭的原因。在張 養浩各時期作品中,多處可見其迫於養親、勉遵父命的陳說,如《萱草 花賦》:“迫於養親,奉檄如燕”;《悼亡》:“伊余踐仕,實以親故”;《贈劉 仲憲》:“向非親命須爲官,定買煙霞事耕廟”;《直省》:“三釜若非親有 命,片帆應與世無心”;《辭聘侍親表》:“恪遵父命,黽勉仕途,降志趨 榮,以爲親喜”等等,可見,家人的希望是他駐留官場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他卻對官場一直有一種疏離感,“野性嶢嶢不耐官,强顏塵土步邯 鄲。移文久爲雲山笑,捧檄聊供菽水歡。”(《客中除夕》)這是因爲他 的個性很難與官場相融合。他真誠奉行着儒家忠君愛民的信條,對朝 政極言直諫,不惜觸怒權臣甚至皇帝,這充分顯示了他迂直的個性。 他不知道官場另有一種生態環境,雖然彼時的官場還不能說呈現出的 是逆向淘汰的機制,但像他這樣的迂直之人最後總是要出局的,所以 他最後的激流勇退是合乎其性格邏輯的一個結果。
如果張養浩僅僅是由仕而隱,那麽他的生活形態也還屬於傳統士 大夫儒道互補的價值範疇,並沒有太多的值得評論的地方,但張養浩 最後的復出,卻使他的行爲超越了儒道互補的模式而達到了一個更髙 的境界。所謂儒道互補,其積極入世是爲了建功立業,實現個人的價 值;其退居林下是爲了全身遠害,獲得生活的自由,都是以個人的利害 爲出發點的。而張養浩的復出,既不是爲君,也不是爲己,而完全是爲 了拯濟百姓,這種人溺.己溺的精神境界是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的,仍 然足以感動崇尚普世價值的現代人。
張養浩在思想上接受的是當代意識形態即理學思想,這在理學盛 行的元代是再正常不過的了。他沒有對理學做過精微的闡發,他只是
6 張養浩集
一個理學信條的躬行者。在生活中,躬行往往比坐而論道更有難度。 他曾說過:“臣焉以皐、夔、稷、契爲心,子焉以舜之事親爲法,儒焉以 顏、孟、伊、洛諸公自期。”〔1〕他確實作到了這一點。在張養浩生命的 最後階段,他的思想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突破。赴陝西賑災途中所見淒 慘景象,引發了張養浩思想的動盪。所作散曲《山坡羊•潼關懷古》中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一語,多少道出了中國自秦以降專制主義 歷史的真相,這不是那些追求“主聖臣賢”的讀書人所能夢見的。雖然 是文學語言,但表現出了張養浩對歷史深層意義的思考。
張養浩在詩文創作方面的成就也是比較髙的。他少年時即有能 詩之名,在他青年時代任掾吏期間,得以有機會向姚燧求教。姚燧是 元代前期文壇的領袖人物,其散文創作師法韓愈,上追秦漢,以奇崛古 奥來矯正宋末平直萎弱的文風。在姚燧的影響下,在元代初中期形成 了一種學韓、學秦漢的審美趨向。張養浩非常推崇姚燧的文章,他的 散文創作也受到姚燧很大的影響。張養浩的好友元明善比姚燧走得 更遠,文章直接師法秦漢,風格更爲奇古。張養浩師姚燧而友元明善, 也成爲這一時代風氣的倡導者之一。孛术魯狲在爲張養浩的文集所 作的序中說:“本朝牧庵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奋而宗之, 卓然有成。如雲莊張公,其魁杰也。”就是就這一點來說的。張養 浩的《牧庵姚文公文集序》、《祭姚牧庵先生文》盛贊姚燧,行文也全是 姚燧的風格。元明善稱張養浩的文章“氣盛”,這自然是張養浩追 隨姚燧學韓的結果。
張養浩的散文達到了很髙的藝術境界。他與姚燧一樣,擅長撰寫 碑誌,這類文章有很髙的史料價值。其傳記、序、記之類作品,文學性 極强。如《驛卒侈鎖住傳》記敘驛卒恪鎖住從江西被販賣到漠北,後來 又輾轉逃歸的經過,整個過程曲折離奇,令人幾乎難以置信。文中涉 及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對元代平民遭遇、草原民族生 活習慣等都有具體的描述,使得這篇文章不僅具有文學意義,同時對
〔1〕見本集卷十五《重修會波樓記》。
〔2〕見本集卷首。
〔3〕見本集卷二十《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某官謚文敏元公神道碑
銘》。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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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元代社會、民俗、法律制度等諸多方面的研究也具有相當的價值。 從文章整體的謀篇佈局以及敍述語言等等,都能够看出張養浩吸收了 司馬遷傳記文章的寫作手法。再如《游龍洞山記》的片段:
……其曰龍洞,即此穴也,望之眘然。竊欲偕同來數人入觀, 或曰:是中極暗,非燭不能往。即遣僕燃束莢前導。初焉若高闊 可步,未幾俯首焉,未幾磬折焉,又未幾膝行焉,又未幾則蒲伏焉, 又未幾則全體覆地蛇進焉。會所導火滅,煙鬱勃滿洞中,欲退,身 不容引,進則其前愈陋,且重以煙燧緘吻,抑鼻潛息,心駭亂恐甚, 自謂命當盡,死此,不復能出矣。余强呼使疾造,衆以煙故,無有 出聲應者,心尤恐。然余適居前,倏得微明,意其穴竟於是,極力 奮身,若魚縱為者,始獲脫然以出。既出,有泣者,恚者,詬者,相 譏笑者,頓足悔者,提肩喘者,喜幸生手其额者,免冠科首具陳其 狼狽狀者。惟導者一人,年稚形瘠小,先出,若無所苦,見衆皆病, 亦陽懾為殆。
文中描述洞中歷險經過一節,純用短句,語氣急促,與一般遊記所用的 舒緩筆法大不相同,體現出“奇崛”的特徵。同時,張養浩運用白描手 法,寫出衆人被困洞中的窘狀及脫險之後各人的不同表現,摹寫極爲 生動傳神。晚明袁中道對這篇文章給予了很髙的評價:“因憶元張文 忠公養浩一記,模寫光景,雜以詼諧,至今讀之,精神奕奕生動,誰謂元 人遂無好文字也……此老是白香山一流人,故詩文亦清脫乃爾。”〔1〕 袁中道是晚明小品文大家,他的評價從一個側面凸顯了張養浩散文的 藝術價值。
張養浩的文章雖是被稱爲“淵奥昭朗,豪宕妥帖,辭必己出,凜有 生氣”〔2〕,其創作的不足之處,亦與姚燧相近。姚燧宣導古雅深邃的 語言風格,以文章語言“幾乎古”爲尚,張養浩的文章也具有類似傾向, 其共同特點爲追求古奥、重視雄深雅健論者以爲養浩學韓以矯金、 宋之弊與姚同,而學韓偏以怪奇爲豪宕、語艱灘而不妥帖,亦與姚 同”〔3〕〇
〔1〕袁中道《遊居柿錄》卷十二,見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第1397頁。 〔2〕孛术魯狲《張文忠公歸田類稿序》,見本集卷首。
〔3]熊禮匯《明清散文流派論》第50頁。
8 張養浩集
張養浩的詩歌創作也具有鮮明的時代和個人特色。元代詩歌發 展的總趨向是反思宋詩以議論、才學爲詩的弊端,倡導學唐。但元人 學唐的取徑卻多有不同,如趙孟頫、虞集宗尚盛唐,而元代後期的許多 詩人則傾向於學習晚唐。張養浩的詩歌取法中唐的白居易和韓愈,在 宗唐的時代思潮中顯得别具一格。張養浩的詩有平易和奇崛兩種風 格,他歸田隱居階段創作的大量描寫隱逸生活的詩篇,如《我愛雲莊 好》組詩九首,語言平白,情緒閑散,與白居易的閑適詩在格調上極爲 相近;而《憫農》、《長安孝子賈海詩》等描寫民間疾苦的詩又接近於白 居易的新樂府。他還有相當多的詩歌奇崛險勁,明顯帶有韓愈的風 格,如《贈劉仲憲》,全詩一千餘字,押人聲韻,一韻到底,奇字險句疊 出,是明顯的學韓有得之作。學習韓詩,與他在散文創作上學習韓愈 的審美追求是一致的。論者謂其“風致瀟灑在元和、長慶之間”[1 ]。 實際是指他對中唐白居易、韓愈二家詩風的兼取,並不專指學習元白。 總體而言,張養浩的詩沒有他的散文的成就髙,這可能與他更致力於 散文的創作有關。
張養浩傳世的著作有《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包括《三事忠 告》,亦稱《歸田類稿》)、《三事忠告》四卷(單行)及散曲集《雲莊休居 自適小樂府》一卷。《三事忠告》指《牧民忠告》、《風憲忠告》和《廟堂 忠告》,分别是張養浩對自己任縣尹、監察御史、參議中書省事的爲官 經驗總結。這三個《忠告》最早被收人《張文忠公文集》中,並非單行。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廣西'按察司僉事黄士宏合爲一卷刻之,總題 曰《爲政忠告》。是爲單行之始。宣德六年(1431),河南府知府李驥 重刻,改名《三事忠告》。《四庫全書》收人史部職官類。
張養浩的詩文集最早的版本是元順帝元統三年(1335)張養浩之 子張引刊刻的《張文忠公文集》,共二十八卷,有孛术魯狲元統三年二 月序。張養浩生前曾將自己的各類著作(包括詩、賦、文和散曲)匯爲 一集,命名爲《歸田類稿》,孛术魯#序亦稱《張文忠公文集》爲《張文 忠公歸田類稿》,該本版心書名爲“雲莊類稿”,故後世亦有徑稱此本爲 《歸田類稿》者。此本不收散曲,卷二十五至二十七爲《三事忠告》。
〔I〕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中華書局本第750頁。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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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刻印極佳,但流傳不廣。另有四庫全書本《歸田類稿》二十二卷, 爲四庫館臣據明末刻本二十七卷與《永樂大典》輯出文字參校,重新編 排而成,是流傳較廣的版本。乾隆五十五年(1790),濟南周永年校訂、 毛堃出資,又刊刻了《歸田類稿》二十卷,大體據四庫本過錄,而舛漏甚 多,是個很糟糕的版本,傅增湘曾予以痛詆(見本書《附錄二》)。清代 這兩種版本都未收《三事忠告》。
這次點校,以元刻本《張文忠公文集》爲底本,以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歸田類稿》(簡稱“四庫本”),周永年、毛堃校刻《歸田類稿》(簡稱 “毛刻本”)爲校本。其中《三事忠告》據四部叢刊所收錢謙益藏本及 四庫本校勘。由於我們才疏學淺,難免有錯誤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