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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李达（1890—1966），字永锡，号鹤鸣，湖南省零陵县（今属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重要领导人，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毕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890年10月2日，李达出生于湖南省零陵县岚角山镇一个佃农家庭。幼年随义父胡燮卿在零陵、江华、嘉禾等县读私塾，1905年考入零陵的永州中学，1909年秋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两年后，因辛亥革命爆发，京师优级师范暂时停办，回到家乡，1912年考入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旋转入湖南高等师范学习。
1913年，李达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公费生，入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理科，但不久即因病辍学回国；1917年初，再次东渡日本，考入...
导言
李达（1890—1966），字永锡，号鹤鸣，湖南省零陵县（今属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重要领导人，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毕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890年10月2日，李达出生于湖南省零陵县岚角山镇一个佃农家庭。幼年随义父胡燮卿在零陵、江华、嘉禾等县读私塾，1905年考入零陵的永州中学，1909年秋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两年后，因辛亥革命爆发，京师优级师范暂时停办，回到家乡，1912年考入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旋转入湖南高等师范学习。
1913年，李达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公费生，入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理科，但不久即因病辍学回国；1917年初，再次东渡日本，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即帝国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帝国大学理科。受十月革命影响，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5月，参加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议》，并率留日学生救国请愿团回国请愿。请愿失败后，于同年6月再赴日本，毅然放弃理科学习，专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潜心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在此期间，他开始翻译郭泰
即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格尔曼?果特。的《唯物史观解说》、柯祖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
柯祖基即考茨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信砚教授在《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发表的《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一——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考辨》一文中认为，李达并没有翻译过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和高畠素之
《资本论》的日译者。的《社会问题总览》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后在国内出版。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续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分析了社会主义与政府主义的区别，并指出：“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
李达：《社会主义的目的》，载1919年6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随后，他又连续发表了《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等9篇文章，向国内介绍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
1920年夏，李达由日本回国，立即投入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同年8月，他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后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为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此后，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1月，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李达出任主编，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党刊，它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产阶级革命和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就和经验，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批判机会主义。李达为办好该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最困难的时候，他独自承担着从撰稿、审稿到校对、发行的全部工作。《新青年》杂志自第8卷起改为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机关刊物，李达参加了该刊的编辑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李达积极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并旗帜鲜明地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假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
李达从日本回国不久，即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道，投入到反对以梁启超和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分子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他先后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底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章，用唯物史观分析社会革命的原因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并把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批驳了梁启超、张东荪等提出的 “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劳动阶级”不能提倡社会主义的观点，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原理。还从正面论述了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而不能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要实现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等重要思想主张，在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反对假社会主义思潮的同时，李达又投入了对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政府主义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其在中国的传播也早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占着优势。从1919年到1921年，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政府主义者，先后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反对产阶级专政，反对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产阶级政党，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这种思想在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中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成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严重思想障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主要阵地，展开了对政府主义的批判，李达在这场论战中成为马克思主义一方的主将，他先后发表了《社会革命底商榷》、《政府主义之解剖》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对政府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批驳了其“一切国家都是祸害”的观点，指出各派政府主义的共同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
李达：《政府主义之解剖》，载1921年5月7日《共产党》第4号。，阐述了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和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从理论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政府主义的界限，澄清了政府主义制造的思想混乱，这场论争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划清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李达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发表了《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比较准确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于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免受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有着积极的意义。
需要指出，李达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发表的一系列论著，还没有解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规律和发展道路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是那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局限。但他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对产阶级革命和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阐发，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李达作为中国最早系统阐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他所从事的理论著述和宣传活动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注重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二是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社会发展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实际。
李达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工作，也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委托李汉俊代理党的上海发起组书记职务。由于与陈独秀意见不合，1921年2月，李汉俊辞职，由李达接任代理书记职务，主持党的上海发起组工作，并具体负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讨论建党事宜，并在与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商议后，写信通知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东京的党组织派代表到上海开会，亲自负责接待到沪的各地代表，安排代表的住处，落实会议会场。7月23日至31日，他与李汉俊作为上海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李达负责会务工作，参与会议文件的起草，并被选举为中央局宣传主任。8月，他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1921年9月，李达主持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极其困难条件下，李达为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他革命书籍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除著译书稿外，他还经常“一人承担”编辑、付印、校对、发行工作，在一年内，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
即《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论入门》、《列宁传》、《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等15种革命理论书籍。
李达当时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共产主义）丛书”11种和其他理念书籍9种，包括恩格斯的《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个出版计划由于条件的限制未能完全实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的人多注重实行，不注重研究”
李达：《中国所需要的革命》，载《现代中国》第2卷第1期，1928年1月。的情况下，李达主持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作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22年7月，李达以党的一大中央局代表身份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认为“马列主义理论仍须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自己“还是去专心研究理论为好”
《李达自传（节录）》，见《党史研究参考资料》第2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于革命理论得一个彻底的了解”
李达：《中国所需要的革命》，载《现代中国》第2卷第1期，1928年1月。，遂离开中央机关，专心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用笔杆子来作战”。
同年11月，李达应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自修大学设有文、法两科，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组织教学，李达主持全校教学工作，负责“指导学友之自修，考察学友之成绩”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载《新时代》第1卷第1号。，并辅导学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为学员系统讲授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发展史。
1923年4月，李达与毛泽东一道创办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月刊，并出任主编，《新时代》共出4期，每期印2000份，李达在该刊先后发表《何谓帝国主义？》、《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译文）、《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旧国会不死，大盗不止》等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同年8月，他在湖南《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想》连载发表长文《社会主义与江亢虎》，批判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鼓吹的所谓“新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是“官僚的社会主义”、“走狗的社会主义”
李达：《社会主义与江亢虎》，载湖南《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想》，1923年8月14、15、17、19、21日。。
1923年夏，李达由湖南至上海与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就国共合作问题交换意见。此前，1922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决定了采用“党内合作”的形式与国民党进行合作。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李达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不同意“党内合作”的形式，而主张党外合作，保持党的组织的独立性。在与陈独秀的交谈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言语冲突，致不欢而散，李达“当时即已萌芽了脱党的决心”，并“自以为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即算是对党的贡献，在党与否，仍是一样”
《李达自传（节录）》，见《党史研究参考资料》第2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回到长沙后即中断了与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的联系，同年秋，他在组织上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李达脱党的时间有不同说法：据李达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重新入党时写的自传是1924年9月脱党；1956年3月，李达在另一份自传中说是1924年初；李达在1928年7月《现代中国》第2卷第1号发表的《中国所需要的革命》一文中则说是1923年秋退党，此说与《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2日刊登的《湖南李达号鹤鸣启事》关于脱党时间的说法基本一致，故取此说。，李达后来称这次脱党是自己“平生所曾犯的”政治上和组织上“最严重的、最不能饶恕的大错误”
参见宋镜明：《李达传记》，7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继续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宣传，并与中国共产党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继续为中国共产党工作，他仍然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3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强令解散后，李达转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法科）任学监兼教授。他以社会学的名义向学生讲授唯物史观，并将编撰的讲义题名为《新社会学》，1926年6月，由湖南现代丛书出版社正式出版，定名为《现代社会学》。该书共18章，前13章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后5章系统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最早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1933年即印行14版，成为革命者和进步青年的必读之书。
国民革命时期，李达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同时，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后，李达出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并一度代理政治总教官，兼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初，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到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27年3月，回湖南担任由中国共产党人筹办的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教育长。
“马日事变”发生后，李达一度避居零陵乡下。1927年9月底应李汉俊之邀至武昌中山大学任教。12月，李汉俊在武汉惨遭国民党军阀杀害，李达脱险后避居上海法租界，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8年冬，李达在上海与熊得山、邓初民等合作创办昆仑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和革命书籍。1929年，李达的三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出版：一是《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该书援引国内外的大量统计资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唯一前提”。该书被认为是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阐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著作。二是《社会之基础知识》，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发行。该书是李达分析中国社会革命问题的又一部重要著作，通俗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解剖了现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特征，并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前途，指出，中国的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
《李达文集》第1卷，5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三是《民族问题》，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该书概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强调民族问题是世界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分析了民族问题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阐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是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最重要的枢纽”
《李达文集》第1卷，6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该书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本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民族问题的著作。1930年，上海昆仑书店还在中国首次出版了陈启修译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李达译《政治经济学批评》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信砚教授在《江汉论坛》2013年第4期发表的《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二——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考辨》一文中认为，李达并没有翻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钱铁如译恩格斯《反杜林论》（上册）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32年，李达又以“王啸鸥”的名义在上海创办笔耕堂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实际上编辑、出版、发行都只有他一个人。
在上海期间，李达还翻译了许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主要有穗积重远的《法理学大纲》、山川菊荣的《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河西太一郎的《农业问题之理论》、米哈列夫基斯基的《经济学入门》，与人合译的有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河田嗣郎的《土地经济论》、拉比拉斯等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对于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32年5月，受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委托，李达与陈豹隐、邓初民、宋斐如等到泰山给爱国将领冯玉祥和他的研究室讲授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新政治学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些课程对于冯玉祥日后的政治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次年5月，李达又受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委托，到张家口再次给冯玉祥授课，讲授辩证逻辑，并动员冯玉祥联共抗日，帮助其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后来，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2年8月，李达由上海到北平，应聘担任了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同时还兼任朝阳大学等校教授。北平大学和中国大学因为当时聚集了李达、黄松龄、吕振羽、齐燕铭、侯外庐等一批“红色教授”，时有“红色大学”之称，而李达更被称为是中国大学“进步势力的中心人物”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载《文献》，1980（4）。。李达在北平期间，潜心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货币学、历史学等方面，翻译和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著，如《社会学大纲》、《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译著）、《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政治经济学教程》（译著）、《社会进化史》等。其中他与雷仲坚合译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2年在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后，很快流传到延安，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该书，并“写下了近一万三千字的批评”，被认为是毛泽东曾经“批注文字最多的一本书”
忻中：《毛泽东读书生活纪实》，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4）。。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在北平期间写成的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1935年作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讲义刊印，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正式出版。该书是李达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值得关注的是，在该书第一编“唯物辩证法”第一章“当作人类认识史的综合看的唯物辩证法”中介绍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引用了其中的观点，这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中国最早的传播。
参见《李达文集》第2卷， 57~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李达在书中译为《经济学的——哲学的草稿》，认为该书奠定了“马克思的彻底的哲学唯物论”的基础。《社会学大纲》出版后，在国统区进步理论界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李达在该书出版后，立即寄送给了在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对该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给李达的信中，毛泽东称赞该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
参见《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同志生平事略》，载《武汉大学学报》，1981（1）。他还在一次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会议上讲道：“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让他再寄十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
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解放军报》，19781228。
《经济学大纲》是李达在20世纪30年代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该书是李达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讲授经济学的讲义，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教材印行，但一直没有公开出版，到1948年1月才由香港生活书店将该书的绪论和第一部分以《先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为书名正式出版发行。李达原计划要写四部分，但最后只完成了两部分，即“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
1984年出版的《李达文集》第3卷中收录的《经济学大纲》是根据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教材编印的，全书分为两部，“第一部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第二部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1985年9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单行本。在《经济学大纲》的绪论中，李达提出了广义经济学的概念，指出广义经济学是“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构造的发生、发展与没落及其互相转变的法则”，“不仅是为了求得经济学的知识才去研究一切经济构造，而实在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实践的指导原理才去研究它们。即是说，我们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科学而科学，而是为了经济上的实践才研究经济学”，是“为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
《李达文集》第3卷，15、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在第一部“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中，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剖析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经济构造的发生、发展与没落。在第二部“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中，李达运用马克思《资本论》前三卷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分析体系，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阐述《资本论》原理的研究著作。《经济学大纲》也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之一。该书印行后，李达即寄送到延安，请毛泽东指正，毛泽东阅读过此书后，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道：“李达还寄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已经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
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解放军报》，19781228。
《货币学概论》是李达在这一时期撰写的又一部重要的经济学著作，该书于1934年开始撰写，书稿到1937年基本完成，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未能公开出版，到1949年才最后定稿，并作为“新中国大学丛书”的一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该书是依据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关于商品、货币、资本和信用制度的理论来撰写的货币学著作，被认为是“三十年代中国最早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一部著作”，“标志着中国货币理论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
尹进：《李达〈货币学概论〉的写作前后及出版的伟大意义》，载《经济评论》，1991（5）。。
在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同时，这一时期，李达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1934年4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提出，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李达是10名领衔签名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李达继续坚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和宣传。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2月，李达回到湖南，受聘担任湖南大学法律系教授，讲授法理学课程，他在缺少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撰写了《法理学大纲》的讲义，并由湖南大学作为教材印行，分上、下两册刊印（现仅存上册，其中第三编第三章还不完整。该书于1983年11月由法律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该书中，李达阐述了法理学与世界观及社会观的关系，强调科学的世界观是建立科学的法理学的基础，阐明了法理学的对象、任务及其研究方法，论述了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法律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诸问题，还对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各个法学流派作了简要的介绍和深刻批判。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阐述法学理论的专著，李达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
韩德培：《法理学大纲》“序言”，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
李达在湖南大学任教期间，和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1948年11月至1949年4月间，他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委托，积极参加了策动程潜起义的行动，并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促成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应毛泽东的邀请，李达于1949年4月16日离开长沙，转道香港，于5月14日抵达北平，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随即，他以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科学家的身份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作介绍人，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等作为历史证明人，中共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入党，不须候补期。
新中国建立后，李达在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又投身于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工作，先后担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等职，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常委，中国哲学会会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新中国建立后，李达进入到其理论研究和学术创作的又一个盛期，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主要有《〈实践论〉解说》系列论文、
《〈矛盾论〉解说》系列论文
《〈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系列论文和《唯物辩证法大纲》等。
在《〈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中，李达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对《人民日报》单篇发表的毛泽东的两篇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进行逐段详细解说，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不仅对于全国人民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毛泽东曾致信李达表示：“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毛泽东书信选集》，407、4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唯物辩证法大纲》是李达生前编写的最后一部著作。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与李达的谈话中建议重新修订出版《社会学大纲》，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李达决定在《社会学大纲》的基础上编写一部5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并随即率助手开始了这一项艰巨的工作。到1965年下半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上半部即《唯物辩证法大纲》脱稿，李达用四号铅字印了少量稿本送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审阅，并随即开始《大纲》下半部《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撰工作，1966年初，已在北京定居的李达专程赶回武汉大学，指导助手拟订提纲，撰写初稿。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编撰工作被迫中断，《历史唯物论大纲》部分的提纲和初稿均被抄走。到1978年6月，书稿的上半部分以《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李达被诬陷为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头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并被非法开除党籍。1966年8月24日，李达含冤去世，终年77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决定，为李达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李达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著述甚丰，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在法学、历史学、民族学、货币学等领域也有较高的造诣。限于篇幅，本卷收录的是李达1949年以前发表或撰写的部分论著，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李达发表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先驱》及《民国日报》、《大公报》、《新时代》等报刊上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及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战的文章，共12篇，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马克思还原》、《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底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政府主义之解剖》、《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俄国的新经济政策》、《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与江亢虎》；二是完整收录了李达在20世纪20年代末出版的3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即《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年1月，上海昆仑书店）、《社会之基础知识》（1929年4月，上海新生命书局）、《民族问题》（1929年9月，上海南强书局）；三是收录了李达几部重要的研究专著的序言、导言或部分重要章节，主要有《现代社会学》的序和部分章节，包括《论社会学的阶级性》（该篇为《现代社会学》序）、《社会之本质》、《社会之构造》、《社会变革之要件》、《帝国主义与中国》、《世界革命》、《空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等篇，
《法理学大纲》的绪论部分章节，包括《法理学与世界观及社会观》、《各派法理学的共同缺陷》、《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法律的本质与现象》等篇，
《经济学大纲》的“绪论”和第一部第三章中的“封建的经济构造之一般特征”，
《货币学概论》第二章中的“货币的诸机能与商品生产关系”。另外，作为附录收录了李达的代表性著作《社会学大纲》第一版和第四版序及第一
篇“唯物辩证法”中的第二章“当作哲学的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第四章“当作认识论和论理学看的唯物辩证法（节选）”，第二
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中的第一章“历史唯物论序说”，第三
篇“社会的经济构造”中的第一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节选）”。收录的原则是力图能够较全面、准确地反映李达的代表性论著、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及其主要思想观点。
李达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论著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重要文献，研究李达的论著，对于进一步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于深入了解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衷心地希望“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李达卷》的出版能对李达思想研究的深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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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俭
2014年12月9日